“支配自然”还是“人化自然”？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贵州大学“文科讲坛”2026年第40期暨哲学学院 “国慧”哲学之光系列讲座（第一百二十二讲）成功开讲

2026年6月14日晚上，贵州大学“文科讲坛”2026年第40期暨哲学学院“国慧”哲学之光系列讲座第一百二十二讲于贵州大学人文楼217会议室成功开讲。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凤才作了以《“支配自然”还是“人化自然”？——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题的讲座。讲座由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郭晓林副教授主持，贵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艳波教授、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潘昕培受邀与谈。

讲座伊始，王凤才教授系统梳理了“自然”概念的历史演化。鉴于“自然”作为哲学概念是源于古希腊，王教授首先聚焦于西方语境。在勾勒十位西方哲学家对自然概念的典型理解的过程中，他重点指出：阿那克西曼德的《论自然》，最早打破神话思维、开启理性先河；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形式高于质料”的自然本体论，塑形了整个西方自然观；布鲁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斯宾诺莎对“能产生自然的自然”与“被自然产生的自然”的著名区分；狄德罗身处机械论时代，却强调自然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双重维度；康德“人为自然立法”，被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强音。转向中国语境，王教授不仅回溯到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中“自己如此”的本然意蕴，更着重阐释了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开创者于光远对于“自然界/自然物”和“第一义的自然/第二义的自然”的精密划分。这一概念史梳理工作的分析框架，为理解“自然”概念打开了跨文化对话视域。

讲座第二环节聚焦于“自然观”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王凤才教授提出，“自然观”作为人们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看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自然界存在状态、内部结构、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的描述；二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实质、把握方式的反思。基于此，他区分出神话自然观、有机论自然观、征服论自然观以及和谐论自然观，并分别将它们对应于混沌的原始文化、经验的农业文化、理性的工业文化以及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针对当前学界争议较大的工业文化和生态文化，王教授特别强调，生态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想界划，决不能被还原或等同为“生态化的工业文化”。

讲座第三环节重点分析了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既是自然观，又是历史观）的两种学说。第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学说，其分为三种形态：强人类中心主义，以满足感性偏好为原则，将自然视为征服对象；弱人类中心主义，以满足人的理性偏好为指导，承认自然内在价值，但以人类价值为尺度；“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本位，认为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而非真正人类中心主义本身。第二种是生态中心主义学说，包括动物解放论（辛格、雷根）、生物中心论（施韦泽“敬畏生命”、泰勒）、生态中心论（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奈斯“深生态学”、罗尔斯顿三世“自然价值论”），这一学说主张将道德关怀从人类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王教授解读了伊波利特、兰德格雷博、莱文以及科拉克夫斯基对于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论的定位，和施密特、莱文、麦克莱伦以及卡弗对于恩格斯宇宙中心论的定位。

讲座结论部分，王凤才教授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自然辩证法》等经典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进行了分疏。他指出：尽管马克思强调人化自然观，但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仍然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恩格斯尽管具有宇宙中心论倾向，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承认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强调劳动在人与自然互动中的中介作用。最后，王凤才教授总结道，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具有一定的差异和张力，但尚未到达相互对立的程度，并且二者都不是生态主义者，过分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不合适的。

在交流互动环节，潘昕培博士结合讲座内容与个人学习感悟，分享了自己的四点体会。王凤才教授针对现场师生提问的“马克思是一个强人类主义者还是弱人类主义者？”“马克思为何要批判鲁滨逊这样一种自然人的自然观？他是如何批判的？”等问题，逐一展开回答与讨论。

最后，郭晓林副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并向王凤才教授的到来再次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王凤才教授的讲座向大家展现了如何对一个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以及如何将问题研究深入到学术史中，这对大家以后进行学术研究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图文：李洪丽

一审：郭晓林

二审：梅其君

三审：黄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