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生产”与“二种生产”的理论张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180周年纪念
——贵州大学“文科讲坛”第65期暨哲学学院“国慧”哲学之光
系列讲座（第一百三十五讲）成功开讲
2026年9月15日下午，贵州大学“文科讲坛”第65期暨哲学学院“国慧”哲学之光系列讲座第一百三十五讲于贵州大学东校区人文楼217会议室成功开讲。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教授作了以《“三种生产”与“二种生产”的理论张力——〈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180周年纪念》为题的讲座。讲座由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张连顺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王勇教授立足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语境，重提费孝通先生“中国社会学断裂”的论断。他总结近期有关学者的观点，回应说：按列宁定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建国后社会学建制虽一度取消，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并未中断。因此中国社会学研究并没有“断裂”，只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王勇教授呼吁，全国的社会学院系应该主动吸纳年轻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任教，补齐短板。
今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180周年，时年马克思27岁，恩格斯25岁。本次报告中，王勇教授从跨学科视角审视《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三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人口生产及精神生产。人口生产是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包含三种生产的总生产。人口生产有其自有的而且必须尊重的生物社会学规律，这一思想延续至《资本论》。
王勇教授重点回应了历史唯物主义所阐发的历史必然性能否经受辩证逻辑检验这一根本问题。王勇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二种活动——“新的需要”的辨析，回应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望月清司和广松涉的质疑。动物仅具有重复性质的生理需要，而“个体的人”则具有“新的需要”，这是人的本质属性。在因果关系的论证中，目的不等同于结果，目的转化为结果必须通过行动克服阻力。“新的需要”即“目的”理性使得个体的人的行动汇集成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最终克服了“目的偶然”“动力偶然”，以及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阻力完成了历史的必然。
在此基础上，王勇教授比较了晚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二种生产”理论，指出其与“三种生产”有根本的区别，“二种生产”中人口的生产仅仅是各阶级利益争夺的一个环节，生育制度的组织、功能和意义被边缘化，随着血缘制度被地缘制度的替代，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问题被悬置起来。这里的逻辑困境在于，一种血缘制度只能变成另一种血缘制度，一种地区制度只能变成另一种地区制度。
王勇教授批判了盲目追随西方人口学的倾向，强调中国人口学亟需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人口国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建立自主知识体系。他高度肯定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尤其是地产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历史性贡献），并认为当前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暂时困难，主因是长期以来全社会对人口生产投入不足产生的非效率，急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王勇教授指出要认清生育困境的内因和外因，高度尊重内因暨生物社会学规律，尽快降低婚龄、减小生育间隔。中国当前每年的堕胎人数高于生育人口，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妇女身心健康的保护，大幅度减少堕胎率。受国际竞争分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工资体系中没有包含养育子女的成本，为弥补这一严重的缺陷，王勇教授提出了发展“生育金融”的构想，并在年初接受了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的采访，他说：金融强国战略必须与人口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将“未来的人”（包括未成年子女）纳入信用资产体系，尽快实施未成年人无息贷款，成年后弹性还款制度，疏通金融血脉，弥补金融体制的“C口”。王勇教授最后坦言，中国人口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中华民族勤劳的美德、党的群众路线以及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决定的。未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大幅回升，中国经济必将进入一个超长周期的繁荣！
演讲结束后，张连顺教授总结指出，本次讲座从逻辑学与社会学、金融学结合视角，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三种生产”与“二种生产”的理论张力，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功力，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字：周 程
图片：周 程
一审：张连顺
二审：梅其君
三审：黄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