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应龙教授：“从音乐史探寻古中国盛衰之变”
——“书路清源”学术与文化邀请讲座第十期学术简报
2017年12月8日晚7时，由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伦理学硕士点主办的“书路清源”第十期学术与文化邀请讲座在北区人文楼217会议室如期举行。
本期讲座邀请的是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唐应龙教授，由伦理学硕士点负责人宋君修博士主持。参与此次活动的有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崔东明副院长、邓国宏博士、郭晓林博士、张连富博士，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的张明副教授，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中国哲学的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其他老师和学生。
唐教授潜心研究音乐史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20多年，对古中国兴衰之谜的解析成一家之言。他在讲座开始即提出三个问题：
一、艺术求“美”，孔子为何用“尽善尽美”评价韶乐，将“善”作为最高标准？
二、“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古中国，为何沦落到“清末衰朽，八国入侵”？
三、古中国由盛变衰的原因，是否隐藏在古乐评价的矛盾之中？
然后唐教授便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入手，解析儒家“礼乐”观，多方面来探寻古中国盛衰之变。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唐教授再次通过问题引入一系列追问：“‘乐’有这么大的价值吗？如果有，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用乐来移风易俗？如果没有，为何古人会这么认为？到底是古人错了，还是我们并不了解古代的‘乐’？”
音乐的价值——什么是乐？《乐记》认为“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可谓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旄，谓之乐。”这是说音乐源于人的内心，首先是人的内心受外物影响而激动，接着通过声音表现出来，最后各种声音交相辉映，产生条理次序，变成音。在给音配上道具和舞蹈后，那就形成了乐。孔子对音乐可谓独有情钟。《论语》中这类记载很多：
孔子到齐国，听了《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这足见其对音乐的痴迷。
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评价《武》乐尽美但还不尽善。艺术唯美，孔子为何认为音乐之美是尽善尽美？这与我们今天对音乐的理解是不同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何用？奏乐又有何用呢？（“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只有有德行的人弹奏出的曲子才能够扣人心弦。音乐的美是善到了极点又美到了极致，是尽善尽美的演绎。
古代中国国家的治理离不开礼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凡此种种都说明，古代的“乐”与今天我们理解的仅仅作为艺术的“音乐”不同——古代的“乐”是整体的，集“诗书礼”于一体的“乐”。
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本质。1.巫乐时期的音乐，从远古至尧舜乐。德湖骨笛的出土，距今已有9000年。这是我国出土最早的乐器之一。已具备7声音阶，而同一时期其它国家出土的乐器，却只有两个音阶。这足以见得我国人民喜爱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对音乐的掌握在当时也是遥遥领先的。早期音乐的兴起也是自发之德，是顺其自然之乐。2. 礼乐时期的音乐，夏商周三代之乐，始于曾候乙编钟。音乐展现人们互相协作，相亲相爱，是自觉之仁之乐。3. 宴乐时期的音乐。汉唐歌舞宴乐，是歌舞大典的兴起，体现的是贵族的物质享乐之乐。4. 俗乐时期的音乐。瓦肆勾栏音乐之盛行，是宋元戏曲俗乐的兴起。音乐开始呈现平民物质享乐之乐。5. 艺乐时期的音乐。民国至今阶段，学堂乐歌的出现，音乐成了大众的艺术追求。
从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变迁，可见秦之后中国音乐的异化，直到民国开始遇到西方文化入侵，才重视探讨振作之路。历史上也出现过民族的融合带来音乐的融合，比如唐朝。唐乐中十部乐与坐立部伎都是唐代宫廷音乐的著名乐部。十部乐主要是我国少数民族乐部和外国乐部。古代的少数民族居无定所，为生存而与野兽、与入侵者斗。少数民族内团结一致，充满了斗志。融合后他们骨子里还有原初的豪迈，音乐中充满炫耀武功，彰显王朝强大，四海归服的浩然之气。而坐立部伎雅乐居多。宫廷里的君臣在民族融和后，没有过多考虑国家的发展，开始寻欢作乐。他们的音乐多是为唐帝王，为自己歌功颂德。少数民族的音乐虽比宫廷音乐更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但统治者更愿意接受宫廷之乐。所以我们的音乐没有因为民族的融合而得到真正的发展，而是变成统治阶级享乐的工具；与之相反，西方音乐却从宫廷享乐工具变成了提升人格修养的艺术，中西音乐从我们最初的遥遥领先到不可企及，正是这一音乐功能异化的结果。
音乐变迁与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同的历史时期，重要人物的治国理念对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春秋时期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并非大夫犯法不受处罚——而是有更高的要求——庶民百姓只要不犯法就可以了。这并非是今人歪曲的大夫犯法可以不受刑法处罚，平民百姓则违法必究。孔子的思想在今天被歪曲，正是当今社会失德的映射。人们批判认为的孔子思想所体现的为封建社会等级特权服务的本质也是对孔子最大的歪曲，是以今天平民社会要求古人的结果。因此，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并非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恰恰是社会道德倒退的结果，是贵族们不再坚持高贵德性的结果。当然，如果就具体人类历史而言，这也是一种无奈的必然。战国末期的李斯看到厕中鼠见人犬惊恐，仓中鼠无人犬之忧而感悟人生，把仓中鼠的生活当作自己的人生追求，虽居高位，却无道义之理念，扶持昏庸，终不得好死，正是鼠辈的悲剧。叔孙通定礼乐，是失去原则的变通。无赖刘邦统一天下后，因为群臣都是以前的哥们，没有规矩，常常在朝廷饮酒作乐论功，醉了甚至拔剑砍削庭柱而舞。面对此情此景，刘邦深感痛苦。叔孙通献计献策，重整礼仪之威严，以震慑群臣的放纵。他变用儒家的礼乐规范，使之成为皇帝统治工具，使刘邦兴奋不已。历史上几次民族融合本是大好时机，此间如果重要的历史人物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则国家兴旺，人民幸福；如果重要历史人物看不到社会发展的趋势，仅从统治阶层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只会让国家逐渐走向衰亡。对那些德治、法治思想都没有的君主，还能指望民富国强？礼乐治国更是无稽之谈。1799年,这个平凡之年注定要成为不平凡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华盛顿去世，乾隆也走完了他凶残而自私的一生。但两个帝国却在相反的轨道上狂奔，此后的美国从独立、废奴，走向种族平等，日益强盛；而中国却在不到半世纪即陷入鸦片战争，沦落为半殖民地，成为西方列强乃至小日本案板上的鱼肉。穿越古中国的时光隧道，可以发现主宰时政的重要历史人物直接决定国家的兴衰。而这一决定性的背后，隐藏的是对古圣先贤德性的背离。古中国的德性，正是在音乐的功能中得到体现。
音乐的功能。《礼记·乐记》中记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虽功用不一，但都是用来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音乐从原始社会开始就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以一种潜默移化的精神力量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统治者应当道之以德，齐之于礼。同时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对社会之不义者予以刑。此乃治国安邦之良方。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纵观中国的历史，从帝道到霸道，从先秦文明，到汉唐盛世，到晚清列强入侵瓜分，民不聊生；从君子到强盗，从周秦到慈禧，有几位皇帝是为国之忧而忧，为国之乐而乐？他们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产，把黎民当作自己的奴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样的统治者们，前腐后继，中国安得不沦落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内因和外因的双重夹击，导致清朝晚期社会的发展滞后。良商没有了商道，商道成了强盗。贵族堕落，文人失德，孔子、王阳明在一些人心中还成了反面人物，而秦始皇、李鸿章，堂而皇之成了正面人物，杜月笙甚至还深得人心。可笑而又可悲。世道混乱已到了无以复加，国已不国的地步。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孔子对贵族们失德发出的怒吼，但这一怒吼的具体事实却是因为滥用音乐“八佾舞于庭”。叔孙通把宣扬德性的礼乐变成尊显皇帝威风的工具，礼乐的异化正是政治的异化。透过这些历史现象，我们看到晚清中国衰败的本质。深信国家治理德治优先，法治跟上，两者合一，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乐安生，万事兴。
唐教授把对音乐的认识提高到对国家的兴衰高度来理解，理顺内因和外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讲述的过程中，无论是图片、视频还是情感，都给予我们视觉和听觉一种全新的感悟。
在讨论环节，师生互动不断，问题意识激发，共同探讨音乐、历史兴衰等等问题，让讲座的时间一再延长。比如，怎样看待德治、法治与人治？如何论证历史的真相？还有来自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的张老师也谈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个人应当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诗、礼、乐三者是相通的，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因为心的本质是良知。最高的音乐是尽善尽美，而音乐之上是天籁之音。”最后主持人宋博士在做总结时说：“后现代是最堕落的，缺少精神的共鸣，缺少共同体的意识。礼、乐、意志、命运等等都跌到了低谷。波谷之后，期待的是下一波的反弹。我们理应持乐观的态度观望。”
三个小时的讲座结束了，留下的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撰稿人：杨权